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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作家、專家梳理貴州文學70年發展亮點

閱讀:194 次 作者: 來源:天眼新聞 發布日期:2019-11-06 09:34:36
基本介紹:

  11月4日,與祖國同行——新中國成立70周年貴州文學研討會在貴州師范學院舉行。來自貴州省、安順市、黔東南州、畢節市、遵義市、銅仁市、六盤水市、黔西南州等作家協會代表,以及貴州民族大學、貴州師范大學、貴陽學院、貴州師范學院、黔南民族師范學院等高校的專家齊聚一堂,共同回顧貴州文學歷史,總結貴州文學發展歷程,梳理70年來貴州文學的成績。

  本次研討會由貴州省作家協會、貴州師范學院主辦,貴州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貴州藝術評鑒雜志社承辦。

  貴州文學記錄時代“檔案”

  回望70年,貴州文學涌現出不少高光時刻,在各個階段都有一批描繪時代風貌,盡顯個人才華的優秀作家。時代變遷,作家們所看到的、所記錄的,都在隨著社會發展而變化。

  貴州文學步步登高

  高宏(省作協黨組成員、省作協副主席):70年來,貴州文學積極參與了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各個階段的建設,見證了國家走向繁榮富強的歷程,記錄了人民生活、生產的變化,貢獻了貴州文學自己的力量。

  在漫長的歷史中,貴州始終是祖國的一塊“邊地”。在這片土地上,曾經涌現過一些杰出的文學家,如尹珍、楊龍友、周漁璜等,但是由于經濟社會發展長期滯后,我們始終沒有走進中國文學舞臺的中心,被掛上了“邊緣”的標簽。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貴州人民與全國人民一道迎來了新時代的曙光。

  70年來,貴州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在大山之中開創致富道路,取得了輝煌的發展成就,造就了一個又一個舉世矚目的貴州奇跡,貴州人民的精神面貌也由此煥然一新,為貴州文學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

  70年來,貴州文學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誕生了一大批有影響力的文學家和文學作品,如鄉土文學家蹇先艾先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已經享譽國內外,是現代文學史上貴州的文學符號。隨后,又涌現了何士光、李寬定、葉辛、李發模、戴明賢、石定等一批著名文學家,為貴州文學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特別是何士光的《鄉場上》,在上世紀80年代的文壇產生了很大影響,開了新時期文學表現農民精神變化的先河。葉辛的“知青文學”受到大家的廣泛關注,一直到現在都還有廣泛的影響。

  隨著貴州改革開放不斷推進,經濟社會取得了翻天覆地的發展,貴州文學也呈現出越來越旺盛的生機和活力,以“黔山七峰”歐陽黔森、唐亞平、冉正萬、王華、謝挺、戴冰、唐亞林為代表的一批貴州作家,以及肖江虹、肖勤等中青年作家的出現,把貴州文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貴州作家多次斬獲魯迅文學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等全國性文學獎項,頻頻登上國內重要文學刊物,并被改編為影視劇作品廣泛流傳,受到全國文學界的廣泛關注。

  可以說,通過一代又一代貴州作家的努力,貴州文學正在逐步走向全國文壇的核心圈,有了更多向全國人民展示魅力的舞臺。

  2013年,貴州作家組團到俄羅斯,與部分俄羅斯作家開展了國際交流。2018年,第五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在貴州舉行,貴州作家在會上作了專題介紹,讓貴州文學在國際上發出了更多的聲音。

  貴州文學標注鄉土記憶

  苑坪玉(資深評論家、省作協原秘書長):魯迅先生對蹇先艾有一個簡單的評價,就是這位鄉土作家很好的反映了貴州當時的情況。直到今天,“鄉土”兩個字始終伴隨著貴州作家們的創作和成長。

  關于“鄉土”,我認為有三個階段。一是70年前,貴州作家講述的是一種“鄉情”;改革開放以來到上世紀末,我認為貴州作家筆下的鄉土則是一種“鄉事”;進入新世紀以來,則用“鄉祀”可以概括貴州鄉土文學的大致情況。

  70年前,蹇先艾筆下的鄉土是在揭露一些陋習。新中國成立以后,文學上取得最大成就的石果,早期作品和全國的潮流是一致的,表現農村婦女突破思想禁錮、追求自由,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找到新生活,抒發解放后農民迎接新生活的感情,其他的優秀作家也是在表現解放后的心情,總體來看都是對鄉土情感的抒發。此外還有上世紀50年代貴州涌現出一批曲藝和戲劇,同樣也是表現解放后人民迎接新生活的喜悅之情。

  我們應該客觀地來看待過去70年來的文學發展,當然,過去的一些作品,從文學性和藝術性來說,當然無法與今天的作品相提并論,文學藝術是在不斷發展的。到了改革開放后,貴州的文學發展和全國也是同步的,是一個厚積薄發的結果,何士光的《鄉場上》天下聞名,7000多字的短文成為全世界討論文學時繞不開的話題。后來,《種包谷的老人》再度獲獎,我認為這是一篇純正的藝術性作品,刻畫了農民的心情狀態,體現了他對農民和農村生活的認識與追求。

  另一位同樣獲得了三屆全國中短篇小說獎的石邦定,他最值得一讀的小說是《大暑》,寫得非常有哲理性。總的來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大部分寫的都是“鄉事”,當然,在這一階段也開始涌現校園文學,以及描寫煤礦、鐵路等領域的故事。

  新世紀大家就比較熟悉了,有代表性的作家,如歐陽黔森、肖江虹、王華等。而對于這一代的鄉土文學我定義為“鄉祀”,更多體現在“農三代”們眼中的鄉土,他們眼中的農村已是下鄉考察或是聽長輩講述的農村面貌,他們對農村有一種時間間距,產生了距離美,對鄉土有一種祭奠,但也有批判,他們對鄉土的描述也獨具特色。

  文脈·傳承·創新

  肖江虹(省文聯副主席、貴陽市作協主席):我用三個詞來總結。

  第一是:文脈。

  在座的各位專家、評論家和創作者們都做了認真且精道的梳理,這彰顯出貴州文學藝術潛藏的強大文脈,從前輩們留下的精品,到如今00后開始崛起,這種強大源動力和原創力,都是文脈帶給我們的。

  我一直認為,在文學領域多少取得一丁點兒收獲,都不是一個人的成果,而是站在先輩的肩膀上,站在他們樹立的旗幟的陰影里前往跨出一小步,這都是文脈帶給我們成果。

  第二是:傳承。

  我們一直在傳承,不僅是文學上的傳承,也是人格上的傳承,形成了文格的傳承。從蹇先艾老師,到何士光老師,再到現在的歐陽黔森等,這是一種文格的傳承,文格又是從人格而得來的,前輩們一直在無私地為貴州文學發展做著貢獻。這形成了貴州目前很好的文學生態環境,每一個門類都獲得長足進步。評論家和作家們深度融合,雙方都能夠公正、客觀地互相評論,形成一種良性互動。特別是小說、散文等特別需要批評的聲音,評論家收到良好的大學教育,在專業上能夠給予作家們更多開闊思路。

  第三是:創新。

  我們特別驚訝地看到,無論是在文學創作還是在文學評論上,有一撥人在不斷思考和創新,可能現在還沒有到一定高度,但源動力是有了,思考的意識是起來了。貴州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都在享受前輩們留下的紅利,蹇先艾、何士光等前輩留下的余溫終將散去,當代的作家們開始不斷絞盡腦汁地去深度思考,如何寫出屬于自己、屬于全人類的作品。現在的視野不同、高度不同、接收到的信息不同,我們要做出符合這個時代的作品。

  多種體裁里的貴州符號

  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兒童文學、影視文學、文學評論……貴州的優秀作家們在不同領域里深耕,在不同體裁下創作出大量精品力作。每個階段的貴州文學有何特征?都涌現出哪些代表人物?且看專家們給出什么樣的答案。

  兒童文學:不同時期多元發展

  馬筑生(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全國師范院校兒童文學研究會理事長、學術委員會主任):新中國建立后的貴州兒童文學,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從新中國成立至上世紀60年代前期,這是貴州當代兒童文學的開創和成長期;二是改革開放前的十年,這是貴州當代兒童文學的沉默期;三是“文革”后至今,這是貴州兒童文學的多元發展期。

  上世紀80年代是貴州兒童文學創作的第二個高潮時期,葉辛《高高的苗嶺》是中國新時期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兒童小說;由其改編的電影文學劇本《火娃》是中國新時期第一部兒童電影;廖公弦創作的《飛向活星》是中國第一部兒童科學電影小說;蔣天華、劉國江出版的中篇游記式兒童科學小說《森林旅行記》是貴州首部兒童科學小說。王強模、陳顯耀、袁昌文出版的《談科普文學的創作》是貴州第一部談科普文學創作的專著。這些作品,不但填補了貴州兒童小說中長篇和兒童影視文學、兒童科學小說創作及科普文學理論研究的空白,而且有的還填補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空白。

  從表面上看,貴州90年代以來兒童文學創作的聲勢似乎不如80年代創作來得突出。但兒童文學的發展還是實實在在的。葉澍微型寓言集《貝殼寓言》標志著中國微型寓言的成熟;林吟《作文學得快》是我國第一部兒童教學小說,是中國最早實踐“語文教育的兒童文學”理論的作品。吳秋林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寓言文學概論》,第一部《世界寓言史》,第一部《中國寓言史》。胡巧玲的中篇兒童小說《啞巴的婚事》獲2006年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侯澤俊的兒童詩集《風的舞鞋》是兒童詩創作轉型期代表作。

  影視文學:本土空間的藝術奇幻展現

  肖艷華(貴州師范學院文傳學院副教授):進入新世紀以后,貴州影像在中國電影這一版圖上發生了質的變化。《尋槍》應該是中國電影史上貴州形象較為代表性的一部影片,拍攝地是貴州的青巖古鎮,影片講述了西南山區一名普通警察馬三在自己的佩槍丟失后,經歷的不尋常的尋槍過程。影片“從小鎮內到小鎮外,尋槍主題表現的是現代社會對傳統社會的沖擊和破壞帶來的焦慮,而初涉入現代生活的古樸小鎮則是展現焦慮情緒的空間”。

  在他者的文化解構視閾下,貴州的影像符號顯現的是一種被凝視、被固化、被暗化的影像色彩;而在自我意識的建構上,貴州影像在傳統的物化與意化符號上呈現出了新的嬗變,向觀眾傳遞的是一種絢麗、奇幻、真善美的全新貴州圖景鏡像。2015年,可以看作是貴州電影的“新浪潮”發端。這一年貴州苗族導演畢贛的低成本之作《路邊野餐》以強大的黑馬之勢,一舉榮獲了國內外各項電影節大獎。

  但在貴州電影一次次地引人矚目之后,我們更需注意的是:貴州電影的發展要在立足本土風格上,不摒棄自己的地域特色、民族風格,但亦不能陷入認知模糊、地域內文化同質化的尷尬處境。因此,貴州電影要在商業電影浪潮的席卷中,實現電影的本真文化表述、獲得外來文化的肯定,這才是未來貴州電影持續發展的方向。

  散文:日益豐盈的貴州散文

  陳祖君(貴州財經大學文法學院教授):貴州散文大致指生長在貴州或長期工作在貴州的作者創作的小說、詩歌、話劇之外的現代文體。貴州散文70年來得到很大發展,從創作隊伍來看,創作散文的作者人數大規模增長;從創作類型來看,作者多方拓展,涉及學者散文、鄉土散文、行走散文、游記散文、生態散文等多種;從創作內容看,70年的貴州散文,可視為家國情懷、貴州記憶以及個體感悟的有機交織、融合;從創作手法來看,作者們手法不斷翻新,多種風格并存;從傳播環節來看,刊物增多,獲獎增多,選本增多,出版的專集增多,還要加上互聯網、新媒體等,傳播空間得到極大擴充。就其整體或70年的發展而言,貴州散文是一個日益豐盈的巨大存在。

  第一個階段是上個世紀50-70年代。從貴州當代文學發展的角度,此時期貴州散文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從寥寥幾人發展為一支初具規模的創作隊伍。第二階段是上個世紀80-90年代。貴州散文創作隊伍得到大規模的擴充,甚至更新。第三階段是新世紀以來至今。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加快,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特別是隨著近幾年來新時代的到來并向縱深推進,中國當代文學,其中自然包括貴州散文也在不斷發展變化中。

  日益豐盈的貴州散文必然有著多種流向,多種類型。從別的角度還能把貴州散文劃分為專注于敘事的、專注于寫人的、專注于抒情的、專注于說理的等類別。

  從創作內容看,70年的貴州散文,可視為家國情懷、貴州記憶以及個體感悟的有機交織、融合。于是我們看到戴明賢的安順,完班代擺的松桃,劉照進的沿河,等等。

  從創作手法來看,70年貴州散文的作者們手法不斷翻新,多種風格并存,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成型的風格。

  總之,貴州散文就其整體或70年的發展而言,是一個日益豐盈的巨大存在。可以預計,貴州散文將不斷發展,永遠在路上,那么,“就這樣日益豐盈”吧!

  長篇小說:70年來的敘述形態與價值追求

  顏水生(貴州民族大學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當代貴州長篇小說創作起步較晚,據杜國景先生統計,自1976年以后40余年里,貴州共創作出版了長篇小說300多部。葉辛、何士光、歐陽黔森、石果、王劍、戴明賢、肖江虹、肖勤等都是貴州在長篇小說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貴州長篇小說既描寫了歷史發展的波瀾壯闊和宏大氣勢,也講述了歷史過程的荒誕與悲劇;他們既有對民族國家歷史的描繪,又有對個體人生命運的講述。從敘事形態方面來說,石果《滄桑三部曲》、顧汶光《大渡魂》、袁浪《黃河兒女魂》,以及歐陽黔森的《雄關漫道》和《奢香夫人》等都是針對歷史的敘述,都在于用傳奇的敘事手法以及追求英雄主義。

  貴州長篇小說不僅在歷史敘述與英雄崇拜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地域描寫與文化思考方面也作出了重要成就。文化描繪與思考是貴州長篇小說的重要內容。貴州處于邊遠山區,山高路遠,貴州文化是典型的山地文化,石果《滄桑三部曲》、冉正萬《銀魚來》和唐玉林《滄桑武陵三部曲》等小說在講述文化的起源時就著重突出了山地文化的獨特性。

  文化起源于歷史并聯結現實社會,在文化中不僅可以返觀歷史,也還可以透視現實,貴州長篇小說不僅對文化現象進行追根溯源,而且描繪文化現象在現實社會中的發展狀況。比如《銀魚來》中的家族文化起源于祖先傳說,冉正萬講述了四牙壩獨特的家族文化在20世紀的發展歷史。文化描繪和現實反思增加了貴州小說的人文內涵、現實精神和現代價值,促進了貴州長篇小說的發展。

  在人性探索方面,貴州作家創作的知青題材的長篇小說尤為值得注意。葉辛《蹉跎歲月》、《孽債》以及何士光的長篇小說《似水流年》都講述了知青的生活故事,既刻畫了特定年代復雜的人際關系和丑惡靈魂,也描繪了知識青年在困難時刻的勇敢與善良,他們都希望在積極奮斗中實現自我價值。在現代化浪潮中,鄉土人性發生了明顯變異。王劍的長篇小說《生活的法典》和肖勤的《守衛者長詩》全面表現了人性的復雜,物欲橫流侵蝕下的人性變異。

  文學理論:現代性與本土化交織交纏

  顏軍(貴州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在貴州新文學歷史上,貴州現代文學理論的起點并不低,但在隨后特別是到了當代時期,其發展卻處于滯后狀態,不僅滯后于中國新文學理論的整體研究狀態,還滯后于貴州本土的文藝創作。不過,貴州新文學理論依然在其艱難的發展過程中,為新文學理論建設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民眾文學”是貴州新文學理論的奠基者謝六逸倡導的文學觀,除此之外他還提出了“大眾化”的概念。謝六逸對“民眾文學”的強調和論述,構建了貴州新文學理論的重要基礎。貴州當代文學理論界討論過的“鄉土文學”“民俗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底層書寫”等,都和“民眾文學”這一理論有內在的關系。

  在現代性的層面上,近40年來貴州文學理論研究具有自覺性、對話性、開拓性的特點。杜國景在《貴州新文學大系·理論批評卷》(1990-2016)“理論探索”這個板塊上稱:在這個時期當中,貴州文學出現了在全國有影響力、潮流性的成果。比如,林樹明的女性主義批評研究、封孝倫的生命美學理論研究等。

  在經過1950年至1976年這段相對停滯的文學理論發展時期之后,貴州當代文學理論在1977年之后的新時期迎來了蓬勃發展的多元格局。自1977年至今40余年發展的歷程中,貴州文論界參與了許多前沿的文藝學話題的討論,同時對本土文化的重視程度也非常自覺,體現出明顯的本土化傾向。

  總之,現代性和本土化的交織與糾纏,構成了貴州當代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

  報告文學:展現貴州社會的發展史

  朱永富(貴州大學教授):如果我們把新中國成立70年來貴州思想上有效的報告文學看作一個整體,我們就能從中看到一部貴州社會的發展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報告文學的主題是革命斗爭和經濟建設。1965年由于貴州唯一的文學期刊《山花》停刊,1975年才恢復,導致貴州文學也有十年的斷檔。所以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六七十年代”這個特殊的時段上,報告文學也沒有多少成果。

  到了70年代末,除了知識分子主題外,還涌現了一些更為鮮明的政治主題的報告文學。90年代以來,在報告文學中,我們可以近距離更直觀地看到貴州各行各業的發展。2018年是貴州報告文學有重大收獲的一年。歐陽黔森的脫貧攻堅報告文學三部曲《花繁葉茂,傾聽花開的聲音》《報得三春暉》和《看萬山紅遍》在《人民文學》雜志“新時代紀事”欄目發表,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報告文學不僅書寫了貴州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發展,還宣傳和弘揚了貴州文化,為當代貴州提升文化自信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報告文學中文學形式的變化也構成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報告文學文體發展的重要部分。例如,王華的《海雀,海雀》,封面上標有“長篇報告文學”字樣。作品有故事情節,有生動形象對話,這些都帶有虛構的色彩。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沖破了傳統報告文學所秉持的“真實性”標準。但作為報告文學它必須是真實的,在堅持真實性的前提下形式變化是可以多樣化的。

  近些年來新媒體快速發展,也分擔了一些傳遞信息的職能。這幾種因素內在地要求當代文學形成新的文體格局。近些年來“非虛構寫作”的出現就是多種因素作用下的產物。在經歷了政治化和市場化等大環境一波三折地走過了70年之后,報告文學有可能進一步吸收諸如人類學民族志之類的多種寫作方法,并且承擔新的時代環境對它的意識形態功能的要求,滿足社會諸多群體的更多需求。從報告文學文體的這個方面來說,貴州的報告文學促進了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我們對新時代貴州報告文學的發展滿懷期待。

  中短篇小說:彰顯貴州地域文化

  楊波(貴州師范學院文傳學院副院長、教授):貴州獨特的地理形勢濡染著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塑造著他們獨特的內在品性和文化,同時也成為貴州作家文學書寫的重要土壤。新中國70年的貴州中短篇小說,很多都自然或不自然地攜帶上了貴州地域文化質素,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相溶匯聚、相互闡釋,演變為作家身份的重要標識。

  貴州作家不僅注意到了地理形勢的獨特性,還注意到了文學地標的營構。用貴州獨特的地理形勢及文學地標營構出魅力多姿的文學世界。

  新中國以來的貴州中短篇小說中,一直不乏駐足貴州民俗的小說文本。民俗在貴州小說中的敘事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將民俗作為敘事主體,民俗的儀式規程浸潤于小說的全部篇幅。另一模式是在具體的社會事件中植入民俗事象,民俗成為敘事推進不可或缺的參與性力量。

  作家們對貴州鄉土民俗的敘事處理也引發了民俗價值與小說故事主體的價值互動,民俗所潛藏的文化符碼與小說文本的現實性事件相分離、相和合,或隱或顯地推動了文本價值的生成,形成了新中國70年貴州中短篇小說民俗敘事的獨特景觀。

  長詩:風雨滄桑描繪社會變遷

  顏同林(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70年貴州長詩創作經歷了70年的滄桑風雨,歸納起來大體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新中國成立后到1976年,這一時段包括眾所周知的“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主要收獲在“十七年文學”時期。此一階段的貴州詩人隊伍,主要由抗戰以來留黔的外省詩人、隨軍南下的外省詩人和貴州本土陸續成長起來的詩人組成。

  第二個階段是1976年到20世紀末。1979年廖公弦在《山花》發表民歌體敘事長詩《愛歌與恨歌》為標志。李發模的《呼聲》是傷痕文學在詩歌中的代表作。

  第三個階段是新世紀以來到當下近20年時間之內。在長詩創作領域主要分為以下幾類:第一類仍然是政治抒情長詩,第二類是民族、歷史與文化方面的,第三類是個人抒情長詩。

  從詩與政治的角度來看,圍繞政治進行構思,具有鮮明的政治意識,是首當其沖的藝術內質。從詩與地域文化的關系來看,文化多元、主體多樣是地域形象的重塑。從詩與意象的角度來審視,意象化的手法,往往讓情感有依附性,能粘住思想與激情。

  首先,抒情性與個體的詩學思考。在貴州長詩中出現兩種鮮明的傾向:政治抒情詩一般是以代言式的大我形象出現,王蔚樺、李發模、歐陽黔森、楊杰等詩人是其中的代表;一種是個體的抒情,與政治保持了相當的距離,以徐必常、吳若海、姚輝、南鷗等為代表。

  其次,敘事作為一種藝術的手段,往往決定了長詩的結構與基調。在抒情與敘事的結合之外,對情調、情緒的重視也似乎是一種傾向,有研究者認為這是“情調型”的結構,即在抒情與敘事的結合上,情調是詩的敘事或抒情敘事作品形態的藝術結構核心。

  貴州的詩人在敘事方面是比較欠缺的,應吸取古今中外長詩創作的經驗以及在創作方面進行必要的總結,不僅要追求數量也要重視質量以此來奠定詩人在詩壇不朽的位置。

  網絡文學審美版圖中的貴州方陣

  鮑遠福(貴州民族大學傳媒學院教授):貴州省網絡文學的創作起步大約開始于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至今只有約10多年的時間。但是,貴州本地深厚的文學創作氛圍和獨特的地域文化資源,為網絡文學創作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傳統文學版圖中,貴州省沿河縣、銅仁市、黔東南地區等一直是散文詩的重鎮,涌現出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得主喻子涵(喻健)這樣的散文詩壇健將。

  放眼網絡文學這一新的藝術領域,很多從寫手熬成“大神”的作家中,來自上述區域的作家也很多,例如因為《花千骨》電視劇而紅遍大江南北的“fresh果果”(江晨舟)就出生于銅仁。此外,還有擅長寫歷史網絡小說的黔南州人“晴了”(段存東)、寫作女頻網絡小說的“蕁秣泱泱”(孫源苑)以及創作網絡玄幻小說的遵義人“滾開”(何慶豐),等等。

  除了上述“網文大神”意外外,貴州籍網絡文學健將還有主要集中于“罪案懸疑”題材創作的黔南州人“墨綠青苔”。新世紀以來,“墨綠青苔”陸續創作了《迷離檔案》《詭域檔案》《連環罪:心理有詭》《異聞檔案》《民國詭案錄》及《贖心者》等多部網絡長篇懸疑小說。除此以外,“墨綠青苔”還廣泛涉足于電影劇本創作等領域,是網絡懸疑電影《道士上山》、網絡科幻電影《暮色之戰》原創編劇,十年來共創作了1700余萬字的作品,是一名高產作家。

  緊跟新時代網絡文學海外傳播的步伐,創作出受到海外讀者歡迎的網絡作品的貴州籍作家,這里以貴州黔東南網絡作家“蕁秣泱泱”為代表。除此之外,貴州籍作家“晴了”創作的《千夫斬》等作品也風行于臺灣地區,制造了“線下出版”的奇跡,屬于另一種意義上的“網文出海”。

  貴州網絡文學在中國網絡文學的母體中誕生,并隨著中國網絡文學的發展壯大而壯大,形成了自己的藝術特色。因此,貴州籍網絡小說的創作者們在寫作伊始,就具有較為明晰的類型文學創作意識。貴州省地處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網絡文學類型的發展變動也與本地的地理地域環境、少數民族文化習俗等元素緊密相連,因此,在文學類型的審美開掘上,黔地網絡文學類型創作、傳播與接受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媒介性與現代性,其社會價值和時代意義體現在:“一是文學形態的拓展價值,二是文學格局的調節價值,三是鄉愁意識的反思價值。”

  貴州籍網絡作家在網絡世界里的銳意進取和辛苦耕耘,在黔網絡評論家對網絡文藝現象的理論闡釋與話語建構,新的網絡文學類型在貴州這片熱土的生根發芽與開拓進取,不僅有力地支持了新時代貴州地方精神文化建設事業,也為貴州3900萬人民群眾不斷追求美好生活的艱苦奮斗實踐提供了智力支持。新世紀,新時代,新氣象。貴州網絡文學方陣,也必將在當代中國文學的審美版圖上涂抹出濃墨重彩的筆畫。

  多彩貴州的個性表達

  貴州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十里不同音的特色造就了不同地區的獨特文化,帶入到文學創作領域中,地域性也成了貴州文學的顯著特征。不同作家筆下的貴州折射出不同地區的瑰麗風光、人文風貌,作為貴州文學的組成板塊,各地區的文學發展也都有著各自的鋒芒。

  遵義:堅持“創”字當頭致力講好遵義故事

  王昌華(遵義市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文藝人才的培養是非常重要的,有了人才有創作的載體。文學創作是需要持之以恒的。

  堅持以“創”字當頭,以出精品、育人才、出效益為發展目標,在小說、散文、影視劇編劇等方面推陳出新,努力推動遵義文藝的繁榮發展,講好遵義故事,傳遞遵義聲音。

  一直以來,遵義文藝家創作隊伍,始終堅持把文藝精品創作作為推動文藝發展的重大工程。以蹇先艾、何士光、石果、李寬定為代表的黔北文學,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樹立了黔北文學的旗幟。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涌現出了李發模、趙劍平、戴紹康一大批作家,依托黔地山水,繼續傳遞著文學的火種,燃燒不竭。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到了21世紀,隨著青年作家肖勤的《丹砂》在2012年榮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黔北文學的發展又掀開了新的篇章,文學創作以井噴般不可小覷,成績斐然。

  近年來,為保證遵義文藝精品創作和生產能夠順利進行且可持續發展,充分調動文藝群體和廣大文藝愛好者積極參與到精品創作中來,遵義市相繼出臺和完善了《遵義市文藝獎》《遵義市文藝作品高端平臺展示獎勵》,以及出臺了《遵義市優秀文藝作品扶持辦法》《遵義市優秀作品獎勵辦法》,進一步落實相關的優惠扶持政策。

  遵義文化資源積淀豐厚,源遠流長,漢三賢、清三儒,歷史文化、紅色文化、生態文化、民族民間文化遍及全市,享譽海內外。

  由中共貴州省委宣傳部出品,由中央電視臺、中共遵義市委、遵義市人民政府、貴州廣播電視臺、貴州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貴州向黔進旅游文化(集團)影視傳媒有限公司、湖南和光傳媒有限責任公司聯合出品,以遵義會議及相關戰役歷史事實拍攝的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偉大的轉折》,今年,成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首部展映展播電視劇,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時段首播以來,深受全國廣大觀眾的喜愛,獲得了一致好評。

  電影《出山記》《天渠》《遵義會議》《領袖1935》《先鋒之那時青春》《紅城天使》,還有正在進行后期制作的電視劇《花繁葉茂》《吉他兄弟》《十個連長一個班》,電影《進城記》等,全方位展示了遵義紅色文化,結合紀念遵義會議召開開展的系列文化傳播,創作出了一批以相關重大歷史題材為主的影視劇精品,同時,以肖勤中篇小說《丹砂》改編仡佬族題材電影《碧血丹砂》也相繼在全國院線上映。

  六盤水:文學人才輩出凝煉精神涼都

  楊小天(六盤水市作協副主席、文學院院長):建市以來,六盤水的文學創作事態是比較活躍的。老、中、青,幾代文學人,自覺接力接棒,自覺跟隨貴州文學的步伐,文學創作也是不斷推陳出新。

  六盤水的文學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有中長篇小說,有詩歌、散文,有文學理論。小說方面,金永福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半邊戶》,中篇小說集《漢子》《匪女恩仇》等。

  散文創作方面有王鵬翔,文學評論理論方面,吳水良在這一塊是被譽為六盤水文學家園的守護者。因為他的評論,幾乎囊括六盤水大部分作家的作品。

  六盤水的作家分布比較廣泛,文學作品不斷攀升《貴州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高新平臺。

  在文學創作工作探索方面,六盤水文學創作主要著力于四個方面,一是陣地意識,以陣地意識,推薦本土作品。二是激勵機制,以激勵機制鼓舞作家的創作熱情。三是隊伍建設,以隊伍建設培養文學人才。四是初心回歸,即合理積極服務地方社會經濟發展。

  安順:文學發展未來可期

  楊汝祥(安順市西秀區文聯主席):安順是黔中重鎮,有著扎實的歷史文化基礎。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黃金期,出現了羅吉萬、蒙萌、姚曉英“三駕馬車”。隨著社會經濟翻天覆地的變化,安順幾個領銜文學愛好者的離開,輝煌若曇花一現。

  90年代,安順出現了一批新作家,其中的張麟更是因為文學創作的成就,被越級提拔為普定縣文聯主席,然后調任安順市文聯擔任《安順文藝》主編。

  2001年,姚曉英在西秀區籌備出版了“西秀文叢”叢書,共12本。2010年,姚曉英主持出版“黔中文影”叢書,共涉及22個作家22本作品,被譽為黔中文化新地標。

  新世紀以來,安順文學老中青齊頭并進,其中,老作家們紛紛煥發青春光彩,丁武光以紅學研究和安順歷史文化研究異軍突起,其中姚曉英還榮獲了烏江文學獎;張麟中篇小說《逆風朗讀》獲貴州省第二屆專業文藝創作獎特等獎,李天斌作品《看得見的河流》獲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作出版專項支持;80、90后作家中出現了田興家的小說《夜晚和少年》被《小說選刊》2019年第1期選載,楊正江參與翻譯的《亞魯王》成為世界級課題。

  安順文學現在在文學發展上面還有很多不足,對文藝人才的不重視、文學方面的支持力不足、文學人才的培養力不足,期待未來的新新力量有所作為。

  畢節:文學,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

  陳再雄(畢節市作協秘書長):地處貴州西北部烏蒙山區的畢節,這片半封閉的山區里,有一股蓬勃的文學力量在這里頑強的生長著,并且以蓬勃之勢發展成為了一支不可小覷的文學隊伍,近幾年,黔西北作家創作的作品在省內異軍突起,備受文壇矚目,不管是在詩歌、小說、散文、文學評論以及報告文學方面都閃耀著光芒。

  黔西北是一塊被文學中意的土地,早在民國時期,就涌現出周素園、余達父、丁揚斌、葛天回、劉劍魂、余源、楊國忠、楊伯堯等在省內外頗有影響力的詩人作家。他們的文學作品立足當下,關注現實,積極探索現實世界中普通人的生存以及生命狀態,具有較為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和人文情懷。

  黔西北在經濟上處于貴州的邊緣地位,然而,生活在這塊并不富饒的土地上的作家保持著良好的文學傳統。一方面,他們和貴州其他地區的作家一樣,用極富特色的抒情敘事機制向貴州文學困境艱難突圍;

  另一方面,他們立足本土地域文學,用質樸的文學抒寫方式來維護和實現黔西北文學應該有的地位和尊嚴。在此過程中,他們各自呈現出自己特有的創作個性。

  黔東南州:肥沃的民族文化土壤孕育文化礦脈

  莫屈(黔東南州作協副主席、秘書長):黔東南民族文化養分深厚,創作的作品具有地域特色,封閉的自然條件束縛了經濟發展,遲滯了黔東南本土民族文化的漢化進程,為黔東南保存下了一塊豐饒的民族文化沃土,很好地保存了原生態的民族文化。

  在這里,培養出了一支老中青混編的作家隊伍,為新時代黔東南民族文學的進一步發展與繁榮打下了基礎。

  黔東南三代文學人在慢慢成長、壯大,成為貴州作家隊伍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為黔東南乃至貴州文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來黔東南文學發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是黔東南文學的發生期。第一次將黔東南的民族風情和文化習俗展示于文壇,向人們描繪了黔東南獨特的少數民族生活,塑造了許多富于時代特征的少數民族人物群像。

  其中創作成果最豐碩的應該是袁仁琮。他幾十年筆耕不綴,進入21世紀還有長篇小說推出,其代表作品《窮鄉》《破荒》等,在民族文學文壇有較大影響,長篇小說《破荒》還獲得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黔東南文學迎來了發展壯大階段。

  其中,韋文揚的創作,具有旗幟的標識和意義。他創作了一系列表現苗族文化習俗的作品,其短篇小說《蠱》一發表就引起巨大反響。可以說,這是新時期最早對民族文化進行反思、批判的作品之一,作家將作為巫術的蠱與人的命運聯結在一起思考,探討了人的生存和命運的奇特聯系,實現了對自身生活和命運的一種超越。

  從90年代進入新世紀,黔東南民族文學進入新的發展壯大階段,黔東南第三代作家群體漸漸形成氣候,并為黔東南文學創作帶來新的氣象和生機。

  除外,黔東南致力于文學后備人才的培養,有了成百上千的文學新苗,文學隊伍才能生生不息,薪火相傳,后浪趕前浪,不斷推陳出新,不斷發展壯大,在新時代黔東南文學的復興與繁榮的征途中,積淀起信心,看到了希望。

  黔西南州:奮力發展新時代文學創作

  牧之(黔西南州作協常務副主席):黔西南在文學方面和省內其他地區比較起來影響力是要弱一些。在作家的培訓上,推薦少數民族作家去培訓,發掘少數民族文學發展。邀請著名學者開展講座,對當地文學作品進行點撥提升。使當地作家受益匪淺,激發了本地作家的創作激情。

  利用自己的平臺,如《黔西南日報》等當地報刊雜志發表本土作家詩人專版作品,也通過《貴州日報》等其他平臺走出去。

  出版方面,有州委宣傳部的大力支持,這是促使黔西南作家走得更遠的重要助推力。

  同時,舉行大型活動,讓作家走進脫貧攻堅一線,為脫貧攻堅貢獻一份力量。

  黔西南作家協會員發展越來越壯大,黔西南文學不斷引起社會關注。

  黔南州:多種文學樣式齊發展

  吳英文(黔南民族師范學院文學傳媒學院副教授):黔南的小說創作,在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是一個薄弱環節,沒有形成黔南的作者群,文學作品發表的數量也不多。但從1978年以來,黔南的小說創作出現了較大的突破,并逐漸形成了一支較有實力的老、中、青作者隊伍。創作的大多是貼近現實、反映生活、謳歌新時代的作品。

  黔南的詩歌創作,長期以來一直是貴州詩歌重要的組成部分。相較于其他體裁的文學創作,具有較明顯的先鋒的作用。

  新詩創作,無論就其作者隊伍、創作題材、思想深度、藝術造詣都有較大發展、提高,漸趨繁榮;散文詩異軍突起,影響遍及省內外。

  黔南州散文創作視線遍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散文創作形態豐富、情感充沛。從寫作路徑上看,有的作品具有文化散文的氣度和格局,這類散文有著豐厚的文化底蘊和知識儲備,承載著文學的教化功能。

  黔南州散文創作堅守文化自覺,以機敏的目光審視現實,以深沉的情感碰觸歷史,作品形式豐富、風格各異。長篇小說作者逐漸增多、作品質量日益增強,散文作品基數增大、平臺推動效果初顯,雜文創作持之以恒、新人新作不斷涌現,為黔南州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

  都勻有秦漢影視城,現在發展比較成熟,相當一部分作品是在都勻全程拍攝,影視基地的發展也推動了黔南作家的創作激情。

  2018年,黔南州作家協會在全省率先成立了網絡文學創作委員會,積極搭建各類網絡文學平臺,進行文學宣傳、作品推介、志愿服務及教育培訓,同時推動傳統文學與新媒體文學的有機融合,重視網絡文學的創作,提升精品意識,形成線上線下的文學互動,拓展黔南文學創作交流空間,助推黔南文學精品的創作、傳播與審美影響再上臺階。(記者 彭芳蓉 王西 楊簡)


標簽: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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